第二章 无效的理论

世界发展不均衡的疑惑

本书的焦点是解释世界的不平等，以及其中一些明显可见的普遍模式。

第一个经历持续经济成长的国家是英国——或称大不列颠，指的是1707年以后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联盟。

十八世纪下半叶，出自重大科技突破并将之应用到工业上的工业革命逐渐发挥影响，经济成长也随之缓慢浮现。英国的工业化很快散播到大多数西欧国家和美国。英国的富裕也快速扩散到英国的移民殖民地（settler colonies）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可以列出今日三十个富裕国家的清单，除了上述国家外，也包括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后面三国的富裕属于一种更广泛的模式，许多东亚国家经历快速成长都是这种模式，包括中国台湾和后来的中国大陆。

大多数目前世界的不平等始于十八世纪末，是工业革命以后发生的。截至十八世纪中叶，贫富国的差距不只小得多，而且当时贫富的排名也与后来一直保持稳定的排名不一样。

什么原因造成贫穷与富裕以及成长模式的重大差异？为什么西欧国家和西欧移民进驻的殖民地在19世纪开始成长，此后一直维持好景？什么原因让美洲国家的不平等排名持久不变？为什么下撒哈拉非洲和中东国家未能创造出西欧那样的经济成长，而许多东亚国家则出现飞跃的经济成长？

很多人提出了许多假设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但都无法自圆其说，下面对这些理论的意义进行评论与反驳。

各种不合理的解释理论

地理假说

地理假说宣称富国与穷国的巨大分野是由地理差异造成的。许多穷国如非洲、中美洲和南亚国家，都位于南北回归线间的热带。对照之下，富国往往位于温带地区。

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就发现，富裕与贫穷呈现出地理的集中，并为这种现象提出一种解释。他宣称热带气候下的人民倾向较懒惰，缺乏探究的精神，因此不努力工作，不知创新，这是他们贫穷的原因。孟德斯鸠也推论，懒惰的人倾向被专制君主统治，暗示热带地理位置不仅可解释贫穷，也能说明一些与经济失败有关的政治现象，例如独裁政治。

不过孟德斯鸠的这套理论可能也不是一无是处。懒惰的人是不是更倾向于被专制君主统治呢？

但是历史显示，气候或地理与经济成功没有单纯或持久的关联，热带并非总是比温带贫穷。

比如我们在上一章提到，在哥伦布征服美洲之前，热带的美洲地区，也就是今日涵盖墨西哥、中美洲、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地区，是辉煌的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的所在地。这两个帝国在政治上集权而复杂，他们兴建道路，提供饥馑的赈济。阿兹特克人使用钱币和文字，印加人虽然缺少这两种技术，却以称作奇普的结绳记载大量信息。然而呈现鲜明对比的是，在这一热带地区的以北和以南，也就是今日包括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智利的地区，大多居民还过着石器时代文明的生活。

当时的美洲热带地区当时比温带富裕得多，这意味热带贫穷这个“明显的事实”既不明显、也非事实。

而今日美国和加拿大远为富裕，与欧洲人初到美洲时的情况完全逆转。这种逆转显然与地理毫无关系，而且正如我们已经谈到，是与这些地区遭到殖民的方式有关。这种逆转也不局限于美洲。南亚尤其是印度次大陆，以及中国大陆的人民，曾经比亚洲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原住民更是如此。

再回溯更早些的历史，我们又看到热带曾经繁华一时，部分前现代文明如今日柬埔寨的吴哥窟、印度南部的毘迦叶那迦罗王朝，和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都在热带繁荣兴盛；伟大的印度河谷文明摩亨佐达罗和今日巴基斯坦的哈拉帕也是。历史因此证明，热带地理位置与经济成功之间没有单纯的关系。

此外，地理假说更是无法解释诺加雷斯北边和南边、南北朝鲜，或柏林围墙倒塌前的东德与西德的巨大差异。这套理论还能用来解释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不同吗？或欧洲与非洲的差异？当然不能。

显然，现代世界的不平等大体上源自科技应用与散布的不平均，而不是地理原因。

文化假说

第二个广为接受的理论是文化假说，认为富裕与文化有关。

这种学说可以追溯到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他宣称宗教改革和它激发的新教伦理，在西欧现代工业社会的崛起中扮演关键角色。文化假说不再只以宗教为基础，而是也强调其他种类的信仰、价值和伦理。

虽然公开说出口是政治不正确的，但许多人心里仍认为非洲人贫穷是因为他们缺乏良好的工作伦理，和迷信巫术和魔法，或抗拒新西方技术。许多人也相信拉丁美洲永远不会富裕，因为那里的人民天生就是又穷又爱挥霍，同时因为他们受到“伊比利亚”文化或“明天再说”文化的毒害。

许多人也曾认为，中国文化和儒家理念不利于经济的成长，然而现在中国人的工作伦理却被认为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成长的引擎，其重要性受到大声宣扬。

文化假说对了解世界不平等有帮助吗？有，但也没有。说有是从社会规范来说，而社会规范与文化有关，很重要而且难以改变，同时它们有时候也支持制度性差异，即本书对世界不平等的解释。但大部分时候没有帮助，因为那些经常被强调的文化面向——宗教、民族的伦理、非洲的或拉丁的价值——对了解我们如何演变至今，和为什么世界的不平等长期延续，并不重要。其他面向如人们彼此信任的程度、或能不能互相合作虽然重要，但它们大多是制度的结果，而非独立的原因。

让我们回到诺加雷斯。正如前面提过，围墙的北边和南边在文化的许多面向上相同。然而在实际运作、规范和价值上可能有一些显著的差异，虽然这些差异并非原因，而是两个地方走上分歧发展道路的结果。例如，墨西哥人在调查中说他们信任别人，程度上低于美国人说他们信任别人。但墨西哥人缺乏信任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们的政府无法消灭贩毒集团，也无法提供运作良好且不偏颇的司法制度。我们下一章将讨论的北韩和南韩情况也一样，南韩是世界的富国之一，而北韩则经常发生饥馑且深陷贫穷中。虽然今日的南北韩“文化”大不相同，但它并非两韩经济强弱的原因。朝鲜半岛有悠久的共同历史，在朝鲜战争和双方以北纬38度线划分边界前，两韩在语言、人种和文化上没有任何差别。就像在诺加雷斯一样，差别在于那道边界。在边界北方是一个不同的政权，实施不同的制度，制造不同的诱因。因此，穿越诺加雷斯两边或南北韩间的边界造成的任何文化差异，并不是贫富差距的原因，而是结果。

葡萄牙航海家卡欧1483年首度来到刚果后，刚果开始与葡萄牙人密切接触。当时刚果以非洲的标准来看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组织，首度姆班扎有六万人口，规模与葡萄牙首度里斯本差不多，比伦敦更大，伦敦在1500年的人口大约五万。刚果国王恩库武改信天主教，并改名为约翰一世。后来姆班扎的名称改为圣萨尔瓦多。拜葡萄牙人所赐，刚果人学会使用轮子和犁，葡萄牙人甚至在1491年和1512年派出农耕队来鼓励他们采用。但这些措施后来全归于失败。不过，刚果人整体而言一点都不厌恶现代科技，他们很快就采用一项令人敬畏的西方发明：枪。他们利用这项新颖而强大的工具来回应市场诱因：捕捉和出口奴隶。没有迹象显示非洲的价值或文化阻碍了新科技和做法的采用。

刚果人未采用较优越的技术真正的原因是，他们缺少这么做的诱因。他们面对所有生产成果被权力极大的国王没收和课税的高度风险，而这与国王是否皈依天主教会无关。事实上，不只是他们的财产不安全，他们的生存也岌岌可危。许多刚果人被俘虏并卖为奴隶——完全不是能鼓励投资来增进长期生产力的环境。国王也没有诱因大规模采用犁、或把增进农业生产力列为他的优先要务，因为出口奴隶获利远高于此。

非洲的贫穷是长期的制度破坏了人权与财产权的结果。

韦伯的新教伦理又有什么影响？虽然新教徒占优势的国家如荷兰和英国确实是最早获得经济成功的国家，但宗教与经济成功却没有多大关系。法国是天主教占优势的国家，但也很快在19世纪模仿荷兰和英国的经济表现，而意大利今日也和其他国家一样繁荣富裕。再往更远的东方看，你会发现东亚的经济成功都与任何形式的基督教无关，因此也没有证据支持新教伦理与经济成功有特别的关系。

再来看热衷于文化假说的人士偏爱的一个地区：中东。中东国家主要信仰伊斯兰教，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其中的非产油国都相当贫穷。产油国很富裕，但这种天赐的财富对沙特阿拉伯或科威特建立多元化的现代经济却没有多大帮助。这些事实不是可以充分证明宗教有关系吗？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这种说法也不正确。没错，像叙利亚和埃及这些国家很穷，他们的人口主要是穆斯林，但这些国家也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其他国家，而这些方面对于繁荣富裕更是重要得多。例如，它们都曾是鄂图曼帝国的省份，而这对他们的发展方向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在鄂图曼统治崩溃后，中东被吸收到英国和法国殖民帝国，两者又再阻碍了中东国家发展的可能性。独立以后，它们跟随许多前殖民国家的脚步，发展出阶层式的独裁政权，采用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我们看来大多无助于创造经济成功。

文化假说还有一个版本：也许关系重大的不是英国与非英国的差别，而是欧洲与非欧洲的不同。欧洲人较优越可不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伦理、人生观、犹太—基督教价值或罗马传承？

阿根廷和乌拉圭属于欧洲裔的人口比例，比加拿大和美国还高，但阿根廷和乌拉圭的经济表现只能以不理想来形容。日本和新加坡的居民绝少欧洲后裔，但两国的富裕程度不亚于西欧许多部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尽管有许多缺点，却是过去三十年成长最迅速的国家。

和地理假说一样，文化假说也对解释今日世界情形的许多面向没有帮助。

无知假说

最后一个解释为何某些国家贫穷、某些国家却富裕的流行理论是无知假说，认为世界不平等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或我们的统治者不知道如何让穷国变富裕。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抱持的看法，而他们的概念则源自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1935年提出的著名定义：“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

虽然有一些著名例子是由领导人误判政策的结果，因而采取造成灾难的政策，但无知最多只能解释一小部分的世界不平等。

比如表面上看来，加纳从英国独立后很快陷于经济长期衰退是无知造成的。当时英国经济学家基立克担任恩克鲁玛政府的顾问，他详细记录了许多问题。一连串非理性的经济发展计划，并非恩克鲁玛或他的顾问信息不足、或不了解正确的经济政策所造成。他们有像基立克这样的人才，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甚至曾担任顾问，他很清楚那些政策的缺失。那些经济政策之所以形成的原因是，恩克鲁玛必须用它们来收买政治支持者，以维系他非民主的政权。

加纳独立后令人失望的表现，以及无数明显错误的经济举措，都无法单纯地解释为无知。毕竟如果问题是无知，善意的领导人很快会学到哪些政策可以增进人民的收入和福祉，并改采那些政策。真正的原因是总统与权贵面对的不同制度限制。

同样的，过去半个世纪饱受不安全的财产权与经济制度危害而让大部分人民变穷的非洲国家，它们的领导人并非因为认为那些是好的经济政策所以采用，而是因为他们可以牺牲他人为自己图利并逃过制裁，或者因为他们认为那些经济政策是好的政治策略，可以借由收买重要权贵阶层的支持而维系自己的统治。

可以看出一个事实，采用能减少市场失灵和鼓励经济成长的政策，最主要的障碍不是政治人物的无知，而是他们所处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制造的诱因与限制。

为什么像墨西哥和秘鲁这些国家采用了会造成大部分人民贫穷的制度和政策，而美国或英国则没有；以及为什么几乎整个下撒哈拉非洲和大部分中美洲远比西欧和东亚贫穷。

当国家打破带给它们贫穷的制度模式，努力踏上经济成长的道路时，不是因为它们无知的领导人突然变得更有知识或比较不顾私利，也不是因为他们获得更高明的经济学家的建议。

我们将讨论到，要了解世界的不平等，就必须了解为什么有些社会以极低效率和不利于社会的方式组成。国家有时候确实会采用有效率的制度并达成繁荣富裕，可惜这是罕见的例子。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专注在“做对”事情，而真正需要的其实是解释为什么穷国会“做错”。做错大部分不是因为无知或文化因素。我们将说明，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有权力的人做出制造贫穷的选择。他们做错不是出于犯错和无知，而是有意做错。

要了解这一点，你必须超越经济学和专家对于怎么做最好的建议，去研究“那些决定是如何做成的、谁有权力做决定、以及为什么那些人决定要做他们所做的事”。这是在研究政治和政治过程。传统上经济学向来忽略政治学，但了解政治对解释世界的不平等极为重要。正如经济学家勒纳在1970年代指出：“经济学借选择已解决的政治问题做为其领土，而获得社会科学皇后的头衔。”

不但需要经济学，也需要政治学

我们将主张，达成富裕取决于解决一些基本的政治问题。就是因为经济学假设政治问题已经解决，所以它无法对世界不平等得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解释世界不平等，仍然需要经济学，来了解不同类型的政策和社会制度如何影响经济诱因与行为，但它也需要政治学。